他神经质地按揉手肘，好像科斯塔的手指还在那里似的。安东尼奥从来不喜欢碰触，倒不至于尖叫着逃跑，但也足够让他焦虑好一阵。临近毕业时，教务长曾经私下评价他“不适合布道，没什么别的好说了”，安东尼奥是意外从另一位神父嘴里听说的，后者自感难堪，隔天过来道歉，但安东尼奥并不觉得受到冒犯，他实际上同意教务长的看法。

安东尼奥·佩里格里尼去神学院的理由，和他来纽约的理由一模一样：一场缓慢的、持续的躲藏之旅。用他父亲的话来说，是“退缩”，像鼹鼠往下挖洞，越过树根，越过不规则的岩石，越过地下湖，直至在听不见人声的黑暗处蜷缩起来。安东尼奥认为这是家庭生活引致的自然后果：他的父母都是新移民，父亲辗转从都灵来到旧金山的时候还不满十七岁，两年之后匆匆和一个在餐厅兼职的爱尔兰姑娘结了婚，婚后不到五个月就生下了安东尼奥的哥哥。有了一点积蓄之后，这对年轻夫妇补上了拖延两年的蜜月旅行，不久之后有了第二个儿子。第三次怀孕之后，两人都同意，女儿将是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，但天主显然有不同的看法。1908年，安东尼奥降生在厨房地板上。

佩里格里尼一家六口挤在餐馆楼上的狭窄公寓里，长兄率先出逃，在本地堂区的资助下读完学位，随即去了罗马。二哥在汽车装配厂找到工作，拿到第一个月的薪水就搬走了。唯一的姐姐嫁给兽医，搬到帕萨迪纳。安东尼奥整个少年时代都在苦苦等候属于他的逃脱机会。纽约原本只是跳板，只待一年，然后他就出发去梵蒂冈，那里有一份助理图书馆员的工作等着他，哥哥为他找来的，并非长期工作，但安东尼奥希望在罗马安顿下来之后，会有别的机会出现，也许凭借天主眷顾，别的档案馆某天会突然需要一个会英语、意大利语和希伯来语的沉默美国人。在不见天日的档案室里，安东尼奥终于能找到他的鼹鼠洞，在里面度过余生。

现实是，到纽约的第二个月，战争撕裂了欧洲，一切都搁置下来。

车停在门前。安东尼奥低声道谢，不管司机有没有听见，下车，两步跨上台阶。克莱门神父想必特意吩咐留一个人在门厅守候，因为安东尼奥还没碰到电铃，门就开了，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接过他的外套，示意他直接上楼去克莱门神父的办公室。

办公室里有咖啡和录音机，没有克莱门神父。坐在沙发上的是布伦南主教，正借助老花镜低头阅读摊开在肥厚大腿上的一份文件。鲜红腰带紧紧绷在肚皮上，令枢机主教整个人看起来像码头上用绳子捆扎好的雪利酒桶。“痴肥”，马可几天前的评价忽然跳进脑子里，安东尼奥把这个词推回脑后，清了清喉咙。

主教抬起头，把文件推到一边，摘掉眼镜：“啊，佩里格里尼神父。”

安东尼奥低下头，看着地毯：“阁下。”

“见到我们的朋友了？”

“是的，阁下。他给出了数额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两万五千，阁下。而且他要求收到小额——”

“可以，可以。”布伦南主教扬了扬手，戒指在灯光下短暂闪烁，“不要告诉我细节。你全权负责这件事。钱和其他任何你需要的东西，克莱门神父都会安排好。口头告知，不要列清单。任何书面痕迹都不能留下。”

“我明白，阁下。”

“谢谢你，佩里格里尼神父。”

“我的荣幸。”

“坐下，安东尼奥，咖啡要多少糖？”

他犹豫了一会，没有预料到称呼的突然变换，更不想要咖啡。主教艰难地从沙发一边挪到另一边，从大壶里倒出咖啡，揭开糖罐，看着他。安东尼奥把靠背椅从办公桌旁边拉过来，坐下：“两颗方糖，谢谢，阁下。”

两颗方糖掉进半凉的咖啡里。安东尼奥接过杯子，抿了一口。

“你的哥哥还好吗？你们有互相写信，是吗？”

“他——我们上一次通信是一年前的事了，后来邮船就不再去欧洲，现在就更不能了。他在上一封信里说一切都好，他住在梵蒂冈城内，我想应该比罗马安全一些。”

“确实。城内暂时不受打扰，只是暂时，我们当然希望这个情况能延续下去。”主教把手搭到鼓胀的肚子上，“你肯定十分想念你的兄弟，安东尼奥。在这一点上，教会能帮上忙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把你的信放进外交邮袋，请大使转交。”

咖啡尝起来像泥土和烤焦树皮混合物，但安东尼奥还是多喝了一口，拉长思考时间。不能把布伦南主教的提议理解为善意，一个人仅靠善意是当不上红衣主教的。而且他十分确定要是长兄不在梵蒂冈，主教绝不会关心他是否想念任何人。唯一的解释是美国天主教会，又或者，临时委托人罗斯福，有话想对梵蒂冈说，但又不想通过正式外交渠道这么做。为什么？想说什么？不想让谁知道？不想冒犯什么人？或者什么国家？